服从之后：一句“奉命行事”，能免去多少责任？

“我只是执行命令。”

我觉得这句话最难处理的地方，是说话的人未必全在撒谎。目标确实不是他定的，换掉他，事情也可能照样发生。我们坐在这里，也很难保证自己到了那个位置，一定会拒绝。

可是，这几件事加起来，能不能证明他不必负责？如果不能，还缺了哪一步？我今天想和大家谈的，就是这一步。我们从阿伦特看过的一场审判说起。

1961年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。他曾负责组织、协调对犹太人的驱逐。先记住这个具体的工作，否则很容易把他想成碰巧卷进去的一个小职员。

阿伦特受《纽约客》委托报道审判。她看见被告怎样说起自己的经历，也面对一个困难：一个人可以用职位和命令解释工作，却始终不肯用“我做了什么”来讲它。

我们看十秒钟。这是1961年的判决新闻片，有新闻机构自己的剪辑和旁白。现在关掉声音，只看法庭里的被告和法官。

稍后谈到“系统”时，请记住这里坐着一个人。我们要查清的，是他的工作怎样影响了别人的命运。

这份1942年的万湖会议记录，把几个部门写在同一张名单上。会议协调的是已经展开的灭绝政策。请看参会者和那些行政措辞：驱逐、运输、部门之间的配合。人在这种文件里，成了需要安排的对象。

如果我只负责名单，把名单交给下一道程序，似乎就可以说：后面的事不归我管。这确实说清了我的职务，却回避了另一个事实：后面的人正需要我这份名单，才能把事情办下去。

工作可以分开做，后果不会因此和每个环节断开。当然，各人知道多少、出了多少力，仍要分别查。说“所有人都有责任”也太省事，它很容易把真正的差别抹掉。

阿伦特提出“平庸之恶”，争议就从这里开始了。罪行极其严重，她为什么还要用“平庸”这个词？

她注意到的是艾希曼说话和理解自身工作的方式：套话、职责、别人交代的任务。他能把事情安排得很周密，却很少停下来问，自己接受的那套规则到底允许他对人做什么。

所以，“他明明很会动脑筋”还没有反驳到她。计算怎样完成任务，和审查这个任务是否应该完成，确实有区别。她想知道，后面这种思考有没有可能使人停手。至于她是否把艾希曼看准了，我们后面还要回来查。

假设一名职员只需要把名单整理得更快。他可以为此认真动脑筋。但如果他知道，名单整理完，这些人就要被带走，他还能只用“效率”描述自己的工作吗？

我觉得最难的一步，是让承受后果的人进入这份工作。你不必认识名单上的任何人，也该能问：如果我把这件事办成，他们会遭遇什么？

网页上的几个问题，是帮助我们读懂这一区别。它们不能证明，想过这些问题的人就一定不会作恶。

说到这里，我能想到一个反对：你一直在要求他判断，可你知道他有多害怕吗？

恐惧当然要听。我却想先问清，我们听完以后，改变的是哪个判断。我们可能终于明白他为何照办；也可能觉得，在那种压力下，不该同样严厉地责备他。这和同意他伤害别人，还隔着一段距离。

阿伦特在《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》里，把要求提得很高。她会追问：你所谓的服从，究竟给这项事业提供了什么支持？我愿意认真对待这个问题，也想问她：如果拒绝真的会死人呢？

少一次晋升，我们大概容易要求他拒绝。丢掉工作，就难一些。到了生命受威胁的时候，一句“你总可以不做”，听起来已经很不够了。

他当然还可以选择死。可我们凭什么要求他选择死？这个理由，需要另外说出来。

现在换一个假设案例：一名职员处理的名单，会使无辜者受到迫害。他说，这只是自己的工作。

我们先把工作固定下来，一次改一个条件。这里的生命威胁是我们设的条件，不能拿去替艾希曼补一段历史。他当时实际受到什么压力，必须由史料回答。

先改知情。他确实没发现后果，和他已经察觉不对却不愿再问，责任会一样吗？

“不想知道”有时很方便。只要没有问到底，他就还能对自己说，我做的只是行政工作。但我们也不能看见惨重结果，就断定每个参与者当时都明白一切。要拿出他掌握了哪些线索。

现在把拒绝的代价从晋升改成失业，再改成生命威胁。

我在这里会犹豫。失去生计不是一件小事。如果威胁确实迫近，拒绝又可能意味着死亡，我们对这个人的责备，显然需要重新考虑。

但他只说一句“我害怕”，还不够。是谁威胁他？威胁到什么程度？能不能退出、拖延，或者少做一些？如果这些路确实都没有，我们就得正面面对那个极端问题；如果还有退路，也不能用最极端的假设替他解释过去。

难的是把处境查清，而不是替所有服从找一个相同的答案。

再看这一项。他开始主动扩大名单，做了上级原本没有要求的事。

这时，“我受了威胁”还能解释多少？即使我们承认压力很大，那些额外投入也要另外说明。他在哪些地方是被迫的，哪些地方愿意多做，不能混在一块儿。

同一个人，也可能在不同环节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。

如果他后来设法减少伤害，甚至明确拒绝，我会把这些事认真算进去。

但要按先后顺序看。后来退出，不能让此前扩大名单的事没有发生；此前做过坏事，也不该让后来的拒绝毫无意义。还要看，减害究竟改变了什么，而不是只凭他说自己有过善意。

我们一直在问职员会失去什么。现在换到名单上的人那边。为了让他保住工作，甚至保住性命，另一个无辜的人就必须承受迫害吗？

这也是我不能轻易接受“别要求人人当英雄”作为结论的原因。冒险去救别人，和自己要不要参与伤害别人，毕竟是两回事。前一种要求可能很高，后一个问题却仍然在那里。

我没有因此得到极端胁迫下的现成答案。那个受威胁的人值得被理解，受害者也有理由追问他。我们得同时听见这两边，讨论才没有被其中一方说完。

法律也遇到了这个困难。1950年《纽伦堡原则》第四条说，政府或上级命令本身不解除责任；它同时保留了一个条件：事实上仍有作出道德选择的可能。

读的时候，别把后半句丢掉。它要求我们继续查当时的选择空间。不过，具体案件能否免责，还要按适用的法律分析。我们今天这几个问题，不能直接替法庭作判决。

到这里，我们借阿伦特追问执行者的说法。现在也该问她：你在法庭上看见的那个人，真的是你理解的那样吗？

一个被告很可能有理由把自己说得普通、被动，只会听话。如果他正在这样为自己辩护，观察者就得小心：自己是否也接受了他愿意给人看的那一面？

这不是给哲学讨论另加一道麻烦。我们讨论的本来就是艾希曼；对这个人的判断，当然要接受他的言行和文件检验。

施坦格内特等研究者研究了他在阿根廷时期的谈话和文字。这些材料更明显地呈现出他的反犹信念、主动性，以及他怎样向不同听众描述自己。

如果只凭法庭上的套话，就把他理解成没有什么信念的普通官僚，这个解释站得住吗？这些研究确实使它很难维持。

这里还要说准一点：阿伦特并非完全不知道萨森材料。争论包括她读到了什么，也包括她怎样使用已有材料。我们没有理由把这场争论讲成“发现一份秘密文件，于是一切结束”。

我想把两个问题分开谈。首先是艾希曼这个人。他信什么，主动做过什么，哪一种说法是在为自己辩护？这些问题，有新材料就应当重查。

还有阿伦特所说的“思考”。伯科维茨回应批评时认为，一个人信念坚定、精于谋划，也仍可能没有反省自己允许自己做什么。这个回应解释了为什么双方未必在用同一个词。

我觉得它值得听，但也有一个危险：如果主动、被动，有信念、没信念，最后都能叫“不思考”，我们还怎么知道这句话是否说错了？

因此要问得具体：哪种材料会使我们修正对艾希曼的解释？这个概念又究竟区分了哪些情况？欣赏阿伦特，不应该使这两个问题变得难以开口。

说到最后，还有一件事：为什么总是让个人独自承担拒绝的风险？机构本身能做什么？

现行德国《军人法》第十一条，把服从义务和不得执行犯罪命令的规定写在一起。联邦国防军的“内在领导”理念，也把军人理解为仍有权利、仍负有判断责任的公民。

这是战后的制度回应，不能倒过来用作1961年审判的法律依据。规则也不保证实践已经做到。但至少，拒绝犯罪命令应当获得怎样的支持，成了制度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对后来出生的年轻人，还可以再问：他们没有实施那些罪行，为什么要一直谈这段历史？

魏茨泽克1985年的讲话，把未参与过去的罪行，和对历史今后怎样被对待的责任区分开来。年轻人没有个人罪责，仍要决定怎样理解、怎样讲述过去。

街道上的绊脚石，让路过的人看见一个受害者的姓名。这里记住的是这个人，不只是关于他的那场大讨论。

如果把我放到当时的位置，我不敢保证自己会更勇敢。这个念头会让我少一点轻率。

但我也不愿因此对名单上的人说：既然我可能同样软弱，你就不能追问他了。

所以，再听见“我没有选择”，我想知道他当时有哪些退路，也想知道别人为他的决定付出了什么。这两边都问过，我们才比较接近一个能说得负责的判断。

大家会怎样看？如果威胁确实到了生命，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做到哪一步？